2017年，环保督察风暴迅速席卷中国，数十万家“散乱污”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但污染问题是否会引发成本和价格提升？经济观察报就此问题采访了本轮环保督查行动方案的设计者——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
田为勇给出的回应是：“过去那种（商品）看似成本价格低，实际上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由于大量违规、达不到标准的污染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安装环保设备，扰乱了行业及市场秩序，造成环保成本分摊至公众身上。这一年来，环保督查、巡查等一系列执法行动，就是要让违法企业淘汰、整改或转型升级，最终使企业和价格得以理性回归。所谓劣币驱除了良币，就是这个道理。”
“两本账”背后
事实上，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如何拨动算盘，取决于政府的环保政策和力度。近一年来，面对既要环境又要经济的双重压力，政府和企业之间除了利益的博弈，更多的是在试图进行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田为勇认为，以前多数污染企业习惯了所谓的低成本，实际上是把污染成本转嫁给了公众。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大，成本出现增加，有问题的企业开始变得不适应。在巡查中发现几种情况：有的政府积极配合整改；有的（企业）转入“地下”继续生产；有的（企业）甚至公然顶风作案，去年各地查处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企业。
“当然，这种不适应性是暂时的，但也确实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田为勇说，这种以污染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利益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仅破坏了公共资源和环境，还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
“实际上，对于合规企业而言，它们对严格执法、驱除劣币的行为是非常支持和赞同的。”田为勇说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程会强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这种成本和价格上涨是一种暂时现象，尚需一个过渡期和转型期。
他认为，“以前遗留下来的环保漏洞、问题和生态包袱，都需要一段时期来偿还。对于中国整体环境治理而言，是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
程会强说，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德国在园区设计时，会把企业后端可能存在的废弃物处理，包括潜在的环境风险全部考虑进去，可以说，预算开始就包含了对污染成本的考量。“所以这些国家对于成本上涨现象习以为常，而中国多数企业在生产成本中，没有包含环境预算，一旦环境高压到来，就会变得极不适应。”
理性回归
去年11月21日，环保部在河北省文安县召开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总结现场会。在这次会上，田为勇听到了很多声音，多数企业呼吁政府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在这些企业的眼中，没有公平的市场秩序，就没有企业的生存。
河北省政府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文安县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7.1亿元，占年初预算的103.9%，同比增长25.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9.7亿元，占年初预算的108.3%，同比增长16.9%。
“环保合规的大型企业在促进文安县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规模较小的污染企业经过整治，多数也完成了向合规企业转型，效益比之前有所提高，在财税贡献率上也有所提升。”田为勇告诉经济观察报，以文安县的胶合板市场为例，一年时间，整体实现了有序发展，过去一些小型商户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收益，但他们将环保成本分摊给公众，这是非常不对的行为。
一位文安县胶合板企业负责人为经济观察报算了一笔账：“2016年，我们的胶合板产量仅三百万张，2017年经过投资三千万元用于更新环保设备后，全年产量增长了两倍以上，利润较过去两元每张，也提高至十几元每张。这样算来，环保账可在一年内收回。”
田为勇认为，只有真正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后，才能使整个行业得到发展。“合法企业愿意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只有保证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价格才能最终回归理性。”
2017年4月开始，环保强化督查行动开启，环保部抽调了5600名一线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个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而“散乱污”企业整治被列入了督查的重点任务。
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打击和取缔违法的污染企业，才能还市场一个有序的秩序，还公众更多蓝天。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彻底取缔“地条钢”，正规企业的效益普遍转好，吨钢达到了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利润，而且，供暖季的限产政策对地方财政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说，2017年河北省通过取缔‘散乱污’企业集群，保留下来的是有规模的、产品质量好的企业，除对当地就业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外，对经济增长基本没有影响。“比如廊坊地区原有的上千家小板厂经过整合，现剩下200多家合规企业，环保成本增加了一元，但最终多卖了十几元，利润大幅提高了。这种环保成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最终也是要被消化掉的。”
在严厉处置环保企业违规的背景下，“环保账”并未影响中国经济回升。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高于2016年6.7%的增速。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用“稳中向好、好于预期”概括去年经济运行情况。与此同时，环保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空气质量显示，在去年1-2月气象条件极端不利情况下，全年PM2.5浓度实现4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5%，PM10浓度为7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1%。
环保成本的“三种分担”
程会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环保也应进入新常态。“现在环境所面临的重症被迫用猛药来攻之，这是短期行为，更为重要的长久之计则是依靠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来约束，形成一个长期的环保态势，而非短期高压。”
他认为，公众和企业都需转变观念，增强环保意识。从企业角度来讲，未来进行转型升级改造，首先要保持住外部的环境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而价格上涨也是短期行为，可以通过环保税和消费税来调节，消费者也应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应为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治理来买单。”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要为全社会环境治理尽责。社会公众既是公益环保的践行者，也是社会环境的监督者，公众对污染行为的及时举报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在环保督察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环保成本的三种分担。程会强说，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强环保力度，协调开展治理。对于企业而言，一是生产造成的污染，必须自己买单；二是尽管污染较少、产品合规，也会增加一些环境负荷和社会成本，企业就需延伸其社会责任，为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做贡献，这两方面相当于企业在做一个加法。而对于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增加了社会税。
他告诉经济观察报，环保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要经济，不要环保，两者对立，这已经历了一个阵痛期；二是既要经济，又要环保，实际上是达到两者平衡，中国目前正在这一阶段，争取双赢；三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将经济寓于环保之中，实现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形成一种生命共同体。“比如生态盈利，把荒地变成绿洲，价值实现陡增。只有生态环境好了，企业才会入驻，产业兴旺，经济逐步发展，这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在此基础上，再去发展后端服务产业，实现可持续。”

经过一年的环保强化督查，田为勇说，现在的问题企业明显变少了，而最开始问题企业占比在一半以上。我们最终的督查目标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环境违法企业。“从督查的实际成效来看，环保执法这个药方是下对了，方向是正确的。”
在田为勇眼中，经过一年严格的环保整治，目前很多企业和环保部想到了一起，它们更多的是赞同，也正在积极的配合环保执法行动，适应性在逐步提高，环保意识也在增强，这实际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他认为，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有法治作为根本保障，并通过严格的执法方式来实现，同时在执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环保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