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主要涉及的是环境事权的划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财政分权，环境事权划分是个渐进的动态变迁和博弈均衡过程，是不同层级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和策略互动行为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作为地方环境规制主体的地方环保部门受到“条块”委托代理的双重领导。中央的环保政策由环保部层层下达到地方环保部门，由地方环保部门具体执行，同时在监察审批等环保事权上又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同时，地方环保部门还经常受到环保部的检查和技术上的指导，这就是环境治理中的“条领导”。因此环境分权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存在着纵向分权。同时，地方环保部门又隶属于当地政府，地方环保部门在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上又受到地方政府的约束。这就形成了“块领导”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地方政府其他部门与环保部门之间也存在着行政资源的分配与环保权利责任的划分，即环保横向分权。不同于纵向分权，横向分权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支持环境保护的意愿和对环保工作的支持力度。基于此，我们将从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两个角度来探讨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

　　从纵向分权角度来看，中央环保部门和地方环保部门在立法、审批、监察和监测等方面进行事权划分。当分权水平较低时，环境的监管和审批权都集中于环保部，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环保部很难对地方上的环境状况进行全面的监管，而地方环保部门具有信息优势，可以对地方企业排污进行有效监管。因此随着环境纵向分权度的增大，环保技术扩散程度开始逐渐增大；当分权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地方政府承担了超出其能力范畴的环保事权时，由于地方环保部门在财政投入、监测技术、人员配备等行政资源逐步紧张，地方环保部门难以对企业进行原有的高效监管，企业则更多基于成本考虑不引进环保技术转而冒险负担违规排污的成本。因此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1：环境纵向分权与环保技术扩散之间呈现倒“U”形。当分权度较低时，环保技术的扩散程度随着分权度的提高而增大；当分权度较高时，环保技术的扩散度随着分权度的提高而降低。

　　从横向分权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基于不同的政绩目标，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行政资源。当地方政府环境横向分权的水平较低时，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追求GDP而牺牲地区环境。对地方环保部门的支持较少，进而地方环保部门对企业制定的环境标准、监督检查力度也都较低。企业直接排污所缴纳的税费成本远低于引进环保技术减少污染产生的投资成本。在这一区间内，随着横向分权度的提升，环保部门监管力度增大。企业在控制既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接受的排污违规成本越高，采用环保技术的意愿和相关投入越小，所以环境横向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正向作用随着横向分权度的增大而降低。当环境状况恶化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已成为地区所必需面对的顽疾时，各级政府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均产生重大转变。例如，2008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保总局升级为环保部，同时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在考核上实行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这些措施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支持监督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横向分权度得以极大提高。地方环保部门对区域内企业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实行严格的环境监督，逐步使企业直接排污的违规成本大于企业引进环保技术的投资成本，企业会更倾向于引进环保技术。因此，强化到一定程度的环境横向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会出现逆转，伴随着横向分权的增加会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2：横向环境分权度与环保技术扩散之间呈现U形结构，环保技术扩散度随着环境横向分权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3.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为验证理论假设的非线性变化特征并避免参数估计模型的预先设定偏误，确保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3.1变量设定

　　3.1.1.被解释变量

　　环保技术扩散指数（EPT）。根据前文对环保技术扩散的界定，本文借鉴陈媛媛的思路[18]，使用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指数（CPT）和末端治理技术扩散指数（EMT）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表征环保技术扩散程度。用污染产生率即单位工业增加值所生产的污染量的倒数来表示清洁生产技术的扩散程度；用污染排放率即排放量与产生量的比值的倒数来表示末端治理技术的扩散程度。为全面衡量多种污染物治理技术的扩散程度，特选取工业固体废物、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等污染物加以衡量。

　　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指数（CPT）:选取工业固体废物、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等污染产生率的倒数并运用正指标极差变化加权的方法分别赋予五种技术不同的权重来综合衡量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程度。

　　末端治理技术扩散指数（EMT）：选取工业固体废物、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等污染排放率的倒数并运用正指标极差变化加权的方法分别赋予五种技术不同的权重来综合衡量末端治理技术扩散程度。

　　3.1.2.核心解释变量

　　（1）环境纵向分权（ZED）。对于环境纵向分权指标的构建，借鉴康达华和李郁芳[24]的方法，利用中央和地方环保机构的人员分布来表征环境纵向分权。一方面，环保机构和人员作为政府实现环保职能的载体，在其不同层级机构间的人员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保事权的划分，人员的变动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事权划分的变动。同时，使用不同层级机构间的人员分布来测算管理分权程度也是国际通行的指标[5]。

　　（2）环境横向分权（HED）。环境横向分权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为全面反映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并避免已有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实证变量设定的内生性问题，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27]的做法，使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出现频数占总词频数的比重作为环境横向分权的代理变量。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依法行政和执行部门决定、决议的纲要，是指导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出现频数占总词频数的比重更能全面地体现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反映环境横向分权的全貌。并且，一般政府工作报告为年初公布，其内容不受本年后续相关工作的影响，符合外生工具变量假定。

　　3.1.3.控制变量

　　结合现实，在模型中设置对环保技术扩散具有较强联系的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企业税收负担（QSF），用各地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所得税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表示；②企业研发强度（QRD），用各地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表示；③投资开放度（FDI），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④出口依存度（EXD），以各地区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⑤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⑥市场化水平（MRK）。